我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，早早没有了男欢女爱的情致。可是每每看到青年男女在公共场合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就亲热地相依而坐，或者十指相扣含情脉脉四目相望等亲密的举动，就感慨多多。
多么开放的年代，多么真情的流露，多么感人的情景。
我惊讶、羡慕、感叹。
都经历过青春何以相差那么多呢。那时的我们多么羞涩，多么封建，多么愚蠢。
1968年我下乡到黑龙江兵团后，我和我的男女同学朋友们便天各一方，全靠书信联系。众同学中远在的852（20团）农场的他，是我最要好的同窗了。他是我初中读书时的班长。勤恳，好学，幽默活泼。我们班女生大多数都喜欢他。
他出身不好，据说文革被抄家时，抄出他父亲与蒋介石的合影。他的思想压力很大，这是名副其实的狗崽子啊。
1967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复课。老师们都被批判了，谁还敢讲课？没有课本，讲什么？
1967年的秋冬复课闹革命的记忆景象就是同学们懒散地在教室里下跳棋，下象棋。
谁也不知道初三毕业班的我们，已经二年过去了，是继续考高中，考技校？还是去哪里。人们对上学好像没有了希望。都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，还能上什么学吗？
一天他很沉重地和我说: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
12月了，学校军训队突然动员大家去东北农场。他很快报了名。
我劝他，不要着急地走，前途并不明了，应该再等等。他说，我铁了心了。
课后我俩坐在六路公交车上，我好话说了千千万 ，他总是一句：我铁了心了。我们从这个终点坐到那个终点，又从那个终点坐回到这个终点，默默的谁也不说话。
终于他明天真的要走了，夜里我伤心地哭啊，哭湿了被角，哭湿了枕巾。上学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身洗的发白了的蓝衣裤。裤子膝盖那儿补着方方正正的两块大补丁。我悄悄把我父亲的一身八成新蓝卡其布衣裤偷偷放进他的旅行包里。
他满脸凄惨地去了黑龙江852农场（20团）。
我1968年下乡到29团，70年调到三师钢铁厂。
不久，他到钢厂来看我。老同学老战友（文革时期一个战斗组织）来看我，那是他乡遇故知啊。我高兴喜悦自不用言表。他来了以后，我把他安排在我连的小c那里。初秋早晨的阳光照耀着钢厂原始森林，温暖和煦。远处的山头被连绵的云雾遮盖着，像是给山带了一顶纱帽。宿舍后边的山林迷迷茫茫影影绰绰。
他说“咱们到林子里走走吧。”
我说“行，我去叫c。”他没有表示什么。我叫来c，我们顺着山路边聊边走。我们仨人都是同校同派的。几年后的他乡相会，自然话题很多，气氛轻松热情。不过我发现他总凝视着我若有所思。
在钢厂住了二天他就走了。
钢厂距20团很远，交通也不方便。我们只有书信往来。一个星期不见他的来信我便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的苦盼。
每收到他的一封信不吃不喝先睹为快。他的信成为我最大的精神寄托。信中所写无非是思乡的愁苦生活的感受。后期就很含蓄地谈点国家大事，时局看法。从未谈过男女之情。
一天在企盼中收到他的来信。信的开头儿一改往日对我外号儿的称呼，却正儿八经地写着:亲爱的张凤鸣……我吓坏了，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样的称呼，何况一个男生。我的脸登时像火烧一样热哄哄的，脑门也直冒汗。生怕有人看到。我紧张地左右看看，木板房的宿舍里根本没有人，那我也不放心，开门看看，外边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再看一眼信，吓得我还是不敢往下看。从门缝往外瞅瞅，远处正有战友往宿舍这边走来。我慌慌乱乱把信又塞进信封。放在哪里呢，被子底下？不行。枕头底下，也不放心。唯恐被人看到。几次有空想偷偷拿出来看，又害怕地收起来了。终于等到公休日，才偷偷把信揣进兜里趁人不注意跑出宿舍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信看完。
信除了称呼变动以外，其他内容和以前的差不多。沒有什么更吓人的言词，根本不怕谁看见。
全信最可怕的最让人脸红的就是“亲爱的，”三字。这叫什么话呀，这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吗。这要让人知道， 不就成了流氓了吗？
怎么办？
我亲眼看见有人因为男女关系而被批斗，可耻至极。想起连里最近还夜查有男女生夜晚不在宿舍的事。指导员晚汇报时扯着嗓子批了一通。弄得那女生见人就低头。
太可怕了。
我觉得事情挺严重，我害怕这种称呼，决定很严肃地给他回信。
信一开头就郑重其事的提出以后不要这样称呼，影响不好……以下写的什么也忘了。反正是要说的话写完了，信纸还有点空白处，觉得有点浪费纸就把我酷爱的普希金的诗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”，顺手抄在了信纸的最后的空格里。
信发出后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。
我天天盼呀，每天下午信差送来一摞摞的信，信件像鸽子一样从信差的手里飞出飞进各位战友的手里。望着那一只只飞翔的鸽子，我心里好酸好酸。为什么不给我写信。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？我吃饭想，睡觉想，干活想。当时兵团正抓516分子，我们连队老高三爱读书善思考的 l 已被关到师部了。我于是胡思乱想，莫非他也因政治被牵连进去了，或许病了还是调走了？想了许多许多，结论是只有犯了政治方面的事才是不给我写信最有可能的原因。
我的处境也不太好，因为爱看外国小说，外国诗歌，又爱在战友中谈论我的一些想法，于是被批判。说我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，我觉得你险些开除团籍。
所以本想给他写封信了解一下他的真实情况，这下也不敢给他写了，只是千方百计地到处打听他的消息。
半年后我终于获得了回京探亲的机会。听说他也探亲回京了，便迫不及待的去他家找他。想看看他怎么样了，是不是也像l 那样了。他若是也被关了，多可怜啊。
可是他不在家。我留下字条约定，明早十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见面。
没想到第一眼看到他，他比文化大革命时变样了。穿着崭新劳动布的夹克（当时较时尚的布料和款式），崭新的裤子还熨了裤线，头上戴着时髦的前进帽儿。看到他这样子，我心里立时升起反感。他一点都没有我想象中受挫折的模样。似乎有点装模做样的意思。再有他的这种穿戴早在文化大革命批判过 ，属于封资修的残渣剩饭了。尤其前进帽，也叫鸭舌帽。典型的资产阶级装扮。我真看不惯。
于是我说的第一句话就很冲。“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。”
他沉默了许久才说：你给我写的信你忘了？接着就刷刷刷地把我写的最后一封信背了下来。其中“以后请不要这样称呼我”，重复了三遍。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”的那首诗背的语气格外缓慢。也背了三遍。
我早忘了自己写的这封信，更忘了写的这句话，更更想不到他不给我写信，就是因为我写的这封信。
接着他继续说他自从收到这封信后如何失眠了，如何学会了抽烟……
还说在钢厂本想和你单独聊聊，你偏偏找个人陪，你什么意思啊……
我愣了一下，“找人陪？什么找人陪？”
我想起来了，“那不是为了你，热闹嘛。”
他默默地低下头，点了颗烟。
我生气极了，半年多的百个日日夜夜，牵肠挂肚，苦思冥想，怎么是这个结论，怎么是这个结果。
再看他那样子。一点也不顺我的眼。我气呼呼地背向着他，远远坐在长条绿椅的一端一直听他啰嗦了三四个小时。
我心里恨他恨他，让我几个月不得安生，替他担惊受怕，情绪低落。
讨厌他，他已经不是我心中早先的朴素的模样。会谈在很僵硬的气氛中结束。我撂下他，一个人先走了。
十多年后，当我们再相见时也都各成她人之夫他人之妇了。虽然我们在同学聚会中见面也通电话闲聊，但是从来没有触及这个话题。
不知我的这些思想轨迹能否与他重合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每想起这件事儿就可笑，我为什么那么傻，竟然好坏不分，连人间最真挚的感情都不懂。
那时的我呀，够左，太左了。够笨，太愚蠢了。
他的婚姻不幸福。他的妻也是兵团的。是某团某连的副指导员。上了工农兵大学后分在国家部委工作。在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年代很有些实权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俩婚后感情并不协调。据说他95年从化工部辞职下海，到贵州经商，很少回家。那段时间他应该挣了些人民币。
05年他妻出差特地从深圳绕道贵州去探望他。据他妻说，在贵州的几天里，他对她从来没有那么好过。他提醒她吃药，把吃药的水送到她跟前。她感动得不得了，差点落泪。
她回到北京即收到他汇来几年挣的钱。接着就收到他去世的噩耗。
那天，他把钱汇给夫人，回到单位跌了一跤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享年55岁。唉，愿他在天堂快乐，开心吧。2018.12.6 凤鸣
